随着经济增长与改革深化，营商环境已逐渐取代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成为我国区域间、城市间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继历年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后，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首次在国家层面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更凸显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是我国经济内生动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金融体系能否满足经济增长和企业成长的旺盛融资需求，对营商环境是否优良有着重要影响。

受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浙江金融体系目前还存在诸多短板与薄弱之处，在进一步推动营商环境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一是持牌金融机构和高水平要素市场的集聚效应偏弱。国内外经验已经充分表明，金融中心首先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中心。以上海为例，截至2018年底，已经集聚了超过1600家的持牌金融机构，特别是外资机构比例超过30%。因此，凭借完备的金融要素市场和大量持牌金融机构的集聚，它已经跻身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前五。相较而言，浙江金融业目前总体呈现“全国总部偏少、分支机构较多”“持牌机构偏少、非持牌与类金融机构较多”“大型头部机构偏少、中小机构较多”“销售及前端执行功能占比高，战略研究和后端决策部分占比低”等发展特点。尽管近些年来浙江省的金融小镇发展迅速，但是部分机构注册纳税在浙江、团队办公在上海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因此，头部持牌金融机构的领头效应、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还不够充分。

二是金融风险程度有所抬头。截至2018年末，浙江省银行业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为1.15%，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传统银行的信贷风险整体可控。但与此同时，由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以及对新业态的特点和规律把握不足，浙江也积累了一些新的风险点。一批从事网贷业务的类金融机构集中“爆雷”、网贷平台实控人占用资金并跑路、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不规范、个别地方交易场所在产品募集和发行方面的风控措施不到位等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提出新的挑战。

三是对中高端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仍有待加强。金融业兼具资金和人力资源密集两大特点，拥有高素质的金融从业人才是保持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但是浙江受到本省高效资源分布不均衡、中高端人才的基数较小等因素影响，对中高端人才的整体吸引力还不足。比如以薪酬来看，根据猎聘网2018年发布的上海、深圳、杭州的城市调查报告看，杭州的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约19.3万元，较上海和深圳低10多个百分点；杭州的中高端金融人才平均年薪为20.75万元，较上海和深圳低将近30个百分点。再结合户籍、医疗、教育等综合配套服务，对中高端金融人才的吸引力比较有限。

在当前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和金融产业发展备受重视的大背景下，浙江应当在遵循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立足本省实际、突出自身优势，避免面面俱到、彰显浙江特色，为区域营商环境优化打下坚实基础，提供充沛的金融活力。为此，建议如下：

一是找准定位，差异化提升区域金融机构服务优势。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谋划的是深化地方间分工协作，即做强自己的长板。浙江经济是民营经济、草根经济和创新经济的结合体，具备根基扎实、势头良好、韧性较强的特点，要发挥本土金融机构的网点布局、区域信息和数字经济优势，在业务上专注于做小、做散、做早，重点擦亮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风投等牌子，与上海的大而全金融机构形成良好的互补。

二是张弛有度，平衡创新发展与防控金融风险。与浙江经济相似，浙江金融发展天然具有“草根”属性，各种业态发展迅猛、后劲较足，且极具创新精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发展与创新的水平必须与风险管控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一个成熟的区域金融高地，肯定有相匹配的监管力量与水平。因此，浙江要探索出一种既符合我国现行金融强监管的央地联动机制，又能够科学审视各类新兴业态本质属性，鼓励和包容创新突破、勇于尝试的科学监管体系。只有强大的监管能力，才能真正改善区域营商环境。

三是经世致用，完善区域金融服务人才培育体系。金融是实践的产业，也是实践中的学问，评价金融人才没有绝对好坏的标准，关键要看能否适应实际金融业务发展需求。浙江固然要大力吸收和培育国际化、有头部金融机构经验的高端人才，但更应该注重培养符合浙江特色，特别是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人才。比如2019年5月16日，经省政府同意，浙江泰隆银行和浙江工商大学共建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成为我国高校首家培养小微、普惠金融领域专家型和管理型人才的非独立设置的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就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和复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