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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胡子昂的一段交往
作者:谢学锋 发布时间:2010-06-13 00:00:00 点击率:
    胡子昂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创办了华康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任中国兴业公司总经理、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中兴业公司就有华联钢铁厂、华兴机器厂、华西猪鬃厂、协和火药厂、四川水泥厂、华一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邓小平有一段真诚合作的交往,十分感人。
  胡子昂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他早年抱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志向,从事过教育工作,后来又搞实业,事实教育了他:此路不通。1938年,胡子昂在武汉和周恩来畅谈后深受教育,以后在重庆多次和周恩来往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不满意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胡子昂《光辉的胜利,莫大的鼓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做出了许多顺应民意的事情。他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时,坚决反对参议会开会悬挂国民党党旗;1946年1月旧政协期间,坚决支持中共的和平建国方案;1946年3月,坚决要求罢免“校场口事件”打人凶手刘野樵的“国大”代表资格;1946年3月,重庆军统给坠机身亡的军统头子戴笠开追悼会,在特务的要挟下,他不仅不参加,就连挽联也不送;1946年7月28日在重庆青年宫举行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上,他激动地喊出了:“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要和平!”1948年5月,在国民党的立法委的全体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
  胡子昂争和平、要民主的政治态度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不得不避难香港。在香港与中共驻港负责人乔冠华保持秘密联系。受乔冠华之托,多次致电四川军阀刘文辉,劝其起义。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重庆,争取国民党的内二警总队司令彭斌起义。
  1949年9月21日,胡子昂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胡子昂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几天之后,张澜设宴招待进军大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陈锡联等解放军高级将领。
  张澜比胡子昂大25岁,胡子昂非常敬佩张澜,他们在四川曾经为争取和平、民主一起奋斗过。张澜也很赞赏胡子昂,所以这次宴请特别邀请胡子昂作陪。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张澜,四川南充人;胡子昂,四川重庆人。张澜的这次宴请好像主要是宴请四川同乡,也许是他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有意把胡子昂推荐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用四川话说:“好久没有和四川同乡相聚了,也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家乡菜了。这是胜利的聚会,也是为争取更大胜利的聚会。” 胡子昂的四川口音一直没改,说:“我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同样敬佩在座的领导,全中国有谁不知道刘邓大军的赫赫战功。”
  刘伯承、邓小平几乎同时说:“我们也非常了解你们,你们不仅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更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你们为建立新中国也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又说:“我们更期盼你们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
  胡子昂紧接着说:“我在香港时给刘文辉发过电报,这次在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又让我给刘文辉发了电报,督促他作好起义的准备,迎接你们进入川、康。”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视一笑,意思是我们知道了。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西康省会康定宣告解放。这里也有胡子昂的一份功劳。
  在宴席上,邓小平问胡子昂:“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挺进大西南?不仅要解放大西南,还要建设好大西南,然后一起建设解放了的全中国。”刘伯承、邓小平亲切地看着胡子昂,期待着他的回答。
  胡子昂激动地说:“愿意。我会尽力做工作的。”张澜看到他们这样融洽,高兴而又风趣地说:“这顿饭我没有白请。”
  邓小平对胡子昂说:“以后我们要肝胆相照。有什么想法、意见就不客气地提出来。”胡子昂连连点头。
  这次见面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胡子昂随东北参观团参观解放后的东北。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当胡子昂从东北回到北京后,想起和邓小平的约定,恰好这时周恩来派乔冠华对胡子昂说,希望他去重庆工作。1950年1月,胡子昂途经上海,回到了重庆。这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刘伯承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锡联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
  使胡子昂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重庆后就被任命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工商业,还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他更没有想到,这是邓小平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力排众议的结果。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中共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看不起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安排他们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认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在中共西南局讨论胡子昂等一些民主人士的安排时,开始没有人发言,随后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邓小平耐心地听了大家的发言,解释说:“你们的意见我理解,解放了?我们共产党执政,安排党员担任领导职务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我们要对他们做很多工作,如果他们中有代表性的参加政府工作,通过他们去组织、团结、教育更多的人士,参加管理和建设,那是我们开拓工作的捷径。”
  接着,邓小平介绍了胡子昂的爱国精神和与国民党斗争的情况,特别强调胡子昂在党的影响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工作的情况。在邓小平的启发引导下,出席会议的同志同意了对胡子昂等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
  1950年2月22日,新华社报道,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任命西南军区领导干部,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胡子昂参加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吃饭的时候,他和邓小平、贺龙在一桌上。邓小平勉励胡子昂做好副市长的工作,说:“你身上的担子加重了,重庆这个地方很复杂,你这个副市长不好当啊!”邓小平、贺龙给胡子昂讲了延安时的一些情况和党的有关城市政策,说:“我们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妥善地作好各方面的工作,关键是依靠人民群众。”
  1950年4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市长陈锡联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不得不请示邓小平。
胡子昂多次对陈锡联等重庆市党政领导提出:把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自己持有的企业股票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陈锡联说:“全国还没有这个先例。”胡子昂强调说:“这是我反复考虑过的,我的决心已定。”又说:“如果我在各地的投资不好处理的话,请先接受华康银行。”
  陈锡联、曹荻秋看胡子昂的态度非常坚决,也左右为难。经反复研究,陈锡联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说:“胡市长我们是了解的。你说全国没有这个先例,那我们就从胡子昂先生这里开个先例吧!”
  这就是邓小平,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只要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敢为前人没有为,敢做前人没有做的事。
  陈锡联对胡子昂转达了邓小平的决定,胡子昂高兴地说:“感谢组织的决定,以后我一定努力多为国家效力。不过还请组织考虑接受我在企业的全部资产。”
  在1951年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时,重庆市党政主要领导张霖之、曹荻秋和胡子昂谈话,说:“研究决定你为市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你要做好这项工作。” 胡子昂说:“感谢党的信任。还请组织考虑接受我在企业的股票。”
  张霖之、曹荻秋说:“现在党的政策是保护私营工商业。你在四川乃至全国是有影响的人物,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这样做容易在工商界引起误会。”胡子昂说:“我可以保密。”
  张霖之、曹荻秋看胡子昂的决心很大,况且又是多次提出,决定还是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既然胡子昂又提出来,那么先由我们保管好了。”
  邓小平同意了胡子昂的申请。胡子昂在企业的股票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保管起来,胡子昂和他的家属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这就是胡子昂与邓小平的坦诚交往,从此,胡子昂“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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